能自省察

「云何舉罪比丘能自省察？舉罪比丘應如是念：『彼長老比丘作不類罪，令我見之，若彼不作此不類罪者，我則不見。我見其罪，不喜故舉，餘比丘見，亦當不喜故舉之，長夜諍訟，轉增不息，不能以正法、律止所起罪，令其休息。我從今日，當自去之，如己輸稅。』如是舉罪比丘善能依正思惟，內自觀察。

「是故，諸比丘有罪及舉罪者，當依正思惟，而自觀察，不令長夜強梁增長。諸比丘！得不諍訟，所起之諍，能以法、律止令休息。」

《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述記》卷第八：「惡作者，依樂作、不樂作，應作、不應作，是愚癡分，心追悔為體，

文勢有二，如睡眠說。樂、不樂者，依情欲說。應作、不應作者，依宜、非宜說。愚癡分者，依纏蓋性，隨他相說。心追悔者，正顯行相。

《顯揚論》言：「悵怏追戀為悔體故。」惡作是因，悔體是果，果說因稱，立惡作名，惡惡所作，方生悔故。正理師言：惡作是厭，應通三性，或前省察諸心、心所。今義釋者，惡作即厭，善厭無貪，惡厭瞋分，無記即欲於不作中生欣樂故。然說惡作通三性者，依總聚說，或從果名。又釋：惡作即悔之境。能惡所作，即是悔故；悔前惡作，即是境故。又釋：惡作善者，是愧；不善者，無慚；無記者，是慧。又釋：惡作三性皆慧，簡擇所作，方生悔故。如《唯識疏》具廣分別。

應作、不應作者，應作是惡事，應起悔故；不應是善事，不應生悔故。又應是善事，善事應作，翻生悔故；不應是惡事，惡事不應作，可生悔故。雖作二釋，何相未周？無記之悔，二中何攝﹖今正釋者，三性諸法可生悔者，名為應作，時不宜故；不可悔者，名不應作，悔修下善等，所時宜故。釋論不解，故今略釋。」

先前斷句編輯了窺基大師的《成唯識論述記》。大正藏本沒有顯示完整的《成唯識論》論文，所以只好一句、一句的加上。加上後，再重新檢視《述記》內文，發現諸多法義需要一句、一句的斷句，就像是大論《批尋記》那樣的方式，過程艱辛，比寫程式還需要花費時間，工作之餘，再花費心力，頭髮逐漸變白，花費數月光陰重複校對編輯。

近幾年來再重新深入日本諸位法師關於中觀、唯識著作，沒想到的是，早在西元一千餘年，位在日本九州福岡崇福寺的湛慧法師在註解、集成的四十五卷本的《成唯識論集成編》也是如此，大正藏本也沒有加上《成唯識論》、《述記》兩者之原文，僅是簡述，然湛慧法師對於《成唯識論集成編》內的註解也是一句、一句的詳細說明，並不是一段一段的註解。足見這樣的工作，精讀、精解的方式，只要是想要更深入其中者，大抵皆會如此進行，避免囫圇吞棗而得蛇為龍。

為什麼能夠發現這樣的註解方式？因為湛慧法師的註解比對自己對於《述記》的斷句後，發現原來他是根據一句一句而非一個段落的方式註解，至上八、九成以上是如此。如果自己先前沒有一句一句的斷句《述記》，則根本不會察覺古德之用心處。與一千兩百多年前的時空交錯在一起，也是因為自己要下功夫。

現代一些兩岸的學者對於日本傳承似乎認為：「彼等所傳乃源自於中國，我等不必深入修學。」用輕蔑心態自覺為高，然而，你的五千年，別人也是五千年，地球不是繞著你自轉，還是謙虛為好。就像一個人喜歡你是因為你這個人，而不是因為你是哪裡人，過多的標籤化，反而見不到真諦。

法不孤起，必有所緣。

北魏、隋、唐之文化並非為單一之漢文化，乃是多元之鮮卑、突厥之文化與漢文化融合，如同現今之美國文化大熔爐。許多學漢語佛教者，以為經論中翻譯為中文就是中國所屬，實際上，非也。如同學英文者、說英文者，不一定是英國人一樣。現代所遺留下來者，大多為漢文化所鄙視之邊疆文化，北魏、隋、唐文化能發揚於世界，特別是日本、韓國，乃在於其多元文化融合。

又如匈牙利國之祖先乃是漢文化所鄙視之匈奴人，而現今世界上發明原子筆者，乃是匈牙利所發明。要記得，說中文的，不見得是中國人。於十九世紀末，朝鮮半島、日本、東南亞諸國如越南、泰國等都使用中文。近代中國史，多半為假造成為大一統之漢文化而成，於當時北魏、隋唐之所以盛行天台、三論、淨土、唯識，其基本環境背景乃在於如同美國之文化大融合。